目的 研究上海市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临床护理人员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工作幸福感及职业倦怠的相关因素及职业倦怠、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为提升临床护理人员工作幸福感、优化护理工作环境及制定有效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法，于2023年6—12月对上海市7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临床护理人员开展问卷调查，采用心理弹性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工作幸福感量表及职业倦怠量表进行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1 174份。临床护理人员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工作幸福感及职业倦怠评分分别为（28.45±6.70）、（53.59±7.30）、（23.34±4.60）和（47.22±6.40）分。不同学历、职称护理人员心理弹性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不同性别、年龄、学历及职称护理人员职业倦怠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不同年龄、学历及职称护理人员工作幸福感、社会支持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心理弹性与职业倦怠呈负相关（r=-0.607，P<0.01），与工作幸福感、社会支持均呈正相关（r=0.712、0.623，均P<0.01）；职业倦怠与工作幸福感、社会支持均呈负相关（r=-0.693、-0.717，均P<0.01）；工作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r=0.682，P<0.01）。心理弹性对工作幸福感的非标准化总效应为0.698，直接效应为0.299；职业倦怠和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207和0.192，分别占总效应的29.656%和27.507%，95%CI均不包含0。结论 职业倦怠和社会支持在心理弹性与工作幸福感的关联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护理管理者应同时关注职业倦怠缓解和社会支持强化，以促进临床护理人员工作幸福感。

目的 了解苏州市职业性二甲基甲酰胺（N，N-dimethylformamide，DMF）接害工人慢性肝病及肝功能指标异常检出现况，识别低剂量职业性DMF暴露工人肝功能指标的变化轨迹。方法 纳入2018—2024年苏州市连续参加职业健康检查的DMF接害工人为研究对象，并收集人口学特征和实验室检验等信息。选取2024年1 260例接害工人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1 067例，占84.68%，平均年龄为（39.62±9.73）岁，了解其慢性肝病检出率和肝功能指标异常现况；选取2018—2024年接害工人为研究对象，采用潜在类别增长模型（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LCGM）识别肝功能指标的变化轨迹，并比较不同轨迹组慢性肝病检出差异。结果 共发现慢性肝病32例（2.54%）、肝功能指标异常者690例（54.76%）。女性肝功能损伤程度指标和肝转运/代谢功能指标异常风险分别是男性的0.22倍（OR=0.22，95%CI：0.13~0.36）和0.48倍（OR=0.48，95%CI：0.32~0.71）；而女性肝合成功能相关指标异常风险是男性的1.87倍（OR=1.87，95%CI：1.25~2.78）。在2018—2024年DMF接害工人中，识别了各项肝功能指标的不同轨迹组，其中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和谷氨酰转移酶（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高水平上升组中，慢性肝病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其相应的低水平组（均P<0.05），而在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直接胆红素（direct bilirubin，DBil）、间接胆红素（indirect bilirubin，IBil）、总蛋白（total protein，TP）和白蛋白（Albumin，ALB）的各轨迹组间，慢性肝病的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苏州市DMF接害工人肝功能指标异常率较高，应进一步加强职业健康防护。长期低剂量DMF职业暴露对肝功能指标偏高的接害工人影响较大，应针对性加强对该部分劳动者的健康监测筛查，以早期发现该人群的职业健康问题。

目的 了解女性教师焦虑倾向情况及影响因素，探索工作时长、职业紧张对焦虑的影响，以提出帮助女性教师降低焦虑倾向的建议。方法 2024年7—10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通过自填式调查问卷对北京市15所中小学女性教师进行调查，通过分组比较和线性回归等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692份。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38.0±8.9）岁。调查女教师的职业紧张测量核心量表和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总分[M（P₂₅，P₇₅）]分别为21.0（36.0，47.0）和5.0（1.0，8.0）分。不同年龄组、平均月收入、每周工作时间、长时间伏案低头或长期身体前倾坐立工作、长时间同姿势的女教师焦虑总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职业紧张、长时间站立和每周工作时间均是女教师焦虑总分的正向影响因素（均P<0.05）。职业紧张在每周工作时间对女教师焦虑总分中起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32.96%。结论 周工作时间对女教师焦虑倾向具有直接影响，职业紧张在女教师周工作时间和焦虑倾向间发挥中介效应，需要重视合理安排女教师的工作时间，加强职业紧张管理，以减少女教师焦虑倾向产生。

目的 了解碎片化短时运动（exercise snacks，ES）的干预策略对女性护理人员在工作中的身体形态、灵活性、肌肉力量、职业倦怠情况以及生活质量的干预效果，为促进临床护理人才工作效率提供帮助。方法 选取2022年3月—2023年7月在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工作的102名女性护士为调查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50例、干预组52例，对照组正常工作、运动，干预组采用ES方案，两组均干预4个月，收集调查对象的基线、干预前（T0）、干预2个月（T1）、4个月后（T2）及干预结束后6个月（T3）和12个月（T4）的数据，其中包括身体形态[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灵活性（反应速度、5 m步速、5次坐起时间）、肌肉力量（左手握力）、职业倦怠[职业倦怠感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MBI）]及生活质量[健康调查简表（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结果 在T2、T3和T4时刻，干预组的BMI值[（24.73±4.30）、（24.29±4.40）、（23.22±4.41）kg/m²]显著小于对照组（均P<0.05），且重复测量结果表明两组间存在显著的时间效应、组间效应及交互效应（均P<0.01）；在T1、T2、T3和T4时刻，干预组的反应速度[（821.00±174.37）、（803.12±245.47）、（745.92±131.25）、（673.63±106.93）s]、5 m步速[（3.12±0.86）、（2.74±0.48）、（2.62±0.48）、（2.29±0.35）m/s]、5次起坐时间[（7.08±1.39）、（6.67±1.38）、（6.25±1.36）、（5.33±1.06）s]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均P<0.05），且两组间存在显著的时间效应、组间效应及交互效应（均P<0.01）；干预组T1、T2、T3和T4时刻的左手握力[（23.74±5.42）、（24.44±5.05）、（24.68±6.24）、（25.47±4.73）kg]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且两组间存在显著的时间效应、组间效应及交互效应（均P<0.01）；T1、T2、T3和T4时刻，干预组的各项MBI评分及总分[（81.21±5.08）、（78.42±6.63）、（76.98±7.99）、（73.67±6.58）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且时间效应、组间效应和交互效应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在干预T1、T2、T3和T4，干预组的总分[（81.00±13.8）、（82.73±14.67）、（83.29±13.86）、（85.32±12.96）分]及其各维度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均P<0.05），结果的时间效应、组间效应和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结论 在女性护理工作人员群体中实施ES干预方案，可有效改善身体形态，增强身体灵活性，提升肌肉力量，并显著缓解职业倦怠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目的 分析徐州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放射工作人员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结果，为医疗机构的放射防护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将徐州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放射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筛选符合纳入标准的放射工作人员周期性监测数据，对2019—2023年的放射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进行整理、统计及分析。结果 2019—2023年徐州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放射工作人员人均年有效剂量M（P₂₅，P₇₅）为0.08（0.06，0.13）mSv/a，2021年的人均年有效剂量低于2019、2022及2023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76.402，P<0.05）。不同职业类别的放射工作人员人均年有效剂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43.111，P<0.01），核医学工作人员人均年有效剂量中位数高于诊断放射学、介入放射学和放射治疗学。不同工龄间放射工作人员人均年有效剂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5.703，P>0.05），有8人次单周期受照剂量≥1.25 mSv，占监测人次的0.51%，75%的异常剂量产生的原因是剂量计曾被留在放射工作场所。结论 徐州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放射工作人员人均年有效剂量水平低于国家标准，仍需重点关注核医学科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加强对其规范操作及防护意识的培训。

目的 分析宜昌市职业病发病情况，为制定宜昌市职业病防治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对2006—2023年宜昌市2 669例新诊断病例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宜昌市共报告新诊断职业病八大类、32种，尘肺病、职业性化学中毒和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病例数居前3位，分别占病例总数的89.77%、4.61%和3.67%。行业类别主要集中在采矿业（79.81%）和制造业（13.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 210.938，P<0.01）。经济类型分布以私有经济类型（65.98%）和集体经济类型（15.29%）为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75.931，P<0.01）；企业规模分布以小型企业（60.92%）和中型企业（14.87%）为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35.807，P<0.01）。结论 尘肺病、职业性化学中毒、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是宜昌市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发生在多个地区和多个行业，私有经济类型、中小型企业为宜昌市职业卫生工作的重点监控对象。

目的 通过半定量风险评估模型识别贵金属回收提炼企业湿法酸溶提纯工艺关键危害因素与风险岗位，为行业职业健康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和防控策略。方法 2024—2025年以深圳市龙岗区13家采用湿法酸溶提纯工艺的贵金属回收提炼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职业卫生现场调查收集数据资料，结合《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技术导则》的半定量风险评估模型及罗马尼亚职业事故与职业病风险评估方法，评估危害等级、接触等级、风险指数及总体风险指数（overall risk index，Nr），确定风险等级。结果 该工艺涉及主要危害因素包括：高风险因素（一氧化碳、硝酸、硫酸）（Nr=4），占比18.75%；中等风险因素（盐酸、氢氧化钠、氨等8种）（Nr=3），占比50%；低风险因素（具体因素5种）（Nr=2），占比31.25%。岗位风险分布以酸溶与还原岗位风险占比最高，岗位人数占比超50%；行业总体风险等级为中等。结论 该工艺中一氧化碳、硝酸、硫酸为关键高风险因素，酸溶与还原岗位为重点风险管控岗位。建议通过工艺优化、智能化监测及分级管控策略，降低行业总体风险等级至“低风险”水平。

目的 调查胸外科护士职业倦怠、隐性缺勤及精神气候现状，并分析精神气候在隐性缺勤与职业倦怠的中介作用。方法 2024年9—11月，通过便利抽样选取上海市5所三级甲等医院的胸外科201名护士作为调查对象进行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上海市三级甲等医院胸外科201名护士精神气候得分为（60.59±7.09）分，职业倦怠得分为（51.43±5.85）分，隐性缺勤得分为（16.97±4.73）分；胸外科护士隐性缺勤与职业倦怠呈正相关（r=0.664，P<0.01），隐性缺勤与精神气候呈负相关（r=-0.835，P<0.01），精神气候与职业倦怠呈负相关（r=-0.772，P<0.01）。精神气候在隐性缺勤和职业倦怠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90.49%。结论 上海市三级甲等医院201名胸外科护士职业倦怠处于中等水平，精神气候在隐性缺勤和职业倦怠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护理管理者应关注其精神气候及隐性缺勤状况，进而减少职业倦怠、降低护士离职率。

目的 了解2024年巴彦淖尔市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现状，为制定职业病防治策略提供技术支撑。方法 收集2024年巴彦淖尔市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用人单位工作场所的噪声、粉尘和化学毒物的检测结果，对监测用人单位超标率和监测岗位超标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2024年对巴彦淖尔市140家企业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监测，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中任1因素监测超标用人单位超标率和监测岗位超标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噪声类共监测用人单位105家，存在超标的用人单位50家，超标率为47.62%；共监测岗位1 838个，监测岗位超标数291个，监测岗位超标率为15.83%。粉尘类共监测用人单位106家，存在超标的用人单位38家，超标率为35.85%；共监测岗位1 185个，监测岗位超标数107个，监测岗位超标率为 9.03%。化学因素类共监测用人单位78家，存在超标的用人单位4家，超标率为5.13%；共监测岗位1 421个，监测岗位超标数11个，监测岗位超标率为0.77%。任1因素监测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监测用人单位超标率和监测岗位超标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乌拉特中旗任1因素监测用人单位超标率和监测岗位超标率均最高；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任1因素监测用人单位超标率最高；采矿业任1因素监测岗位超标率最高，不同规模任1因素用人单位超标率和监测岗位超标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噪声监测、粉尘类监测和化学毒物监测在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用人单位超标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不同地区用人单位超标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噪声监测和粉尘类监测中采矿业和大型企业用人单位超标率最高；化学毒物监测的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和大型企业用人单位超标率最高；噪声监测、粉尘类监测和化学毒物监测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用人单位岗位超标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临河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和大型企业用人单位岗位超标率均最高。结论 巴彦淖尔市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基础较为薄弱，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是噪声、粉尘和化学毒物岗位。需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噪声、粉尘及有毒物质等危害因素超标企业的监管力度。 相关用人单位应加强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控制和治理工作，将职业卫生工作贯彻落实到实处。

目的 分析2024年深圳市宝安区化工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的开展情况，为职业病精准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通过广东省职业卫生质量控制平台报送的2024年宝安区化工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报告进行质量抽查与数据分析。结果 2024年宝安区化工行业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企业224家，定期检测开展率为11.35%，且开展率随企业规模减小（大型、中型、小型、微型）呈递减趋势，分别为85.71%、40.00%、21.96%和1.95%（P<0.01）；涉及劳动者37 459人，其中接害人数18 812人，接害率为50.22%；物理因素、化学因素、粉尘接害率分别为34.18%、25.48%和6.80%，各因素类别中占首位的分别为噪声（60.15%）、正己烷（16.92%）和其他粉尘（7.84%）。超标企业114家，超标率为50.89%，且超标率随企业规模减小（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呈递减趋势，分别为83.33%、67.86%、52.38%和9.09%（P<0.01）；物理因素、化学因素、粉尘超标率分别为50.00%、1.79%和0.45%。噪声的检测超标率最高，达52.34%，主要超标岗位为碎料工和冲压工。结论 宝安区化工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开展率较低，小微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落实不足，噪声为主要超标因素。需强化小微企业职业健康帮扶与监管，聚焦噪声防控及重点岗位治理，全面提升行业职业病防治水平。

目的 建立便携泵吸式NO₂气体检测仪测量NO₂的最佳检测方法，为应急检测、日常监测等工作提供帮助。方法 同时使用国家标准检测方法和便携泵吸式气体检测仪测量法对NO₂进行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对2种检测方法进行比较，分析NO₂直读检测方法在工作场所空气中毒物检测工作中的适用性。结果 在标准状况下，使用便携泵吸式NO₂气体检测仪检测NO₂的最低浓度为0.05 mg/m³，定量下限为0.20 mg/m³。NO₂浓度在0.20~32.71 mg/m³范围时测量的准确度和精密度较高，在不同的温度、湿度、干扰因素条件下，准确度为98.79%~100.69%。与使用国家标准方法得到的测量结果比较，两者相对偏差为0.90%~5.40%。结论 相较于国家标准方法，NO₂直读检测方法具有灵敏、方便、快捷、准确等优点，对于工作场所空气中NO₂浓度的检测工作可以参考使用该方法。

目的 了解新疆疾病预防控制（疾控）系统实验室人员检验检测方面的知识、信念和行为（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KAP）现况，并探究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方便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24年10月和2025年4月对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市）级和县级疾病预防控制（疾控）中心273名实验室人员进行检验检测知信行问卷调查，用秩和检验、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新疆疾控系统实验室人员知信行量表各维度和总维度信效度均良好；知识、信念和行为维度得分M（P₂₅，P₇₅）分别为78.18（65.45，84.55）、83.08（75.39，87.69）和80.00（72.94，87.65）分；知识与信念、知识与行为、信念与行为得分之间均呈正相关（r=0.438、0.477、0.533，均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在知识维度，年龄、工作内容和学习方式均是其影响因素（均P<0.05）；在信念维度方面，单位级别是影响因素（P<0.05）；在行为维度方面，是否仍进实验室是其影响因素（P<0.05）；在KAP维度方面，单位级别差异和是否仍进实验室均是其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新疆疾控系统实验室人员检验检测信念和行为水平较高，但知识水平较低。实验室人员知信行主要影响因素分别为年龄、工作内容、学习方式、单位级别、是否进实验室等，这为实验室人员管理、培训和教育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目的 分析2014—2023年银川市伤害死亡趋势及疾病负担变化，为该市伤害预防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本（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10th Revision，ICD-10）编码为V01~Y98的伤害死亡个案，统计分析死亡率、标化死亡率（age-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e，ASMR）、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AAPC）等指标，综合判断2014—2023年银川市居民伤害死亡变化及疾病负担情况。结果 2014—2023年银川市死亡率显著下降，伤害死亡率由2014年的44.68/10万降至2023年的24.98/10万，ASMR由2014年的48.68/10万降至2023年的27.62/10万。AAPC分别为-6.72%和-10.89%（均P<0.05），历年伤害死亡率均是男性高于女性（χ²=416.372，P<0.01）。全人群前3位伤害死因顺位为跌倒、机动车辆交通事故、意外中毒，其中，男性前3位伤害死因顺位为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跌倒和溺水，女性前3位伤害死因顺位为跌倒、机动车辆交通事故和溺水。0~<5岁人群首要伤害死因是交通事故，5~<15岁人群首要伤害死因是溺水，15~<60岁人群首要伤害死因是交通事故；≥60岁人群首要伤害死因是跌倒。疾病负担分析结果显示，全人群总体DALYs率为0.358%，男性DALY率（0.537%）显著高于女性（0.1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150.564，P<0.01）。结论 2014—2023年银川市伤害死亡率及疾病负担整体显著下降，但男性交通事故、老年人跌倒、儿童青少年溺水是未来预防伤害发生的重点预防方向。

目的 分析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护士错失恐惧对职业心理的影响，了解其与工作沉浸、职业倦怠的关联性及关键影响因素，为构建分层干预体系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采用多中心横断面研究设计，2024年7—10月通过系统抽样法选取苏州市6所三级甲等医院265名ICU护士为调查对象。采用中文版错失恐惧量表、工作沉浸量表及职业倦怠量表进行测评，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265名ICU护士错失恐惧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总分为（17.72±6.14）分，其中错失情境恐惧维度[（9.24±3.86）分]显著高于错失信息恐惧[（8.48±2.97）分]（t=4.326，P<0.01）。FoMO总分与工作沉浸呈强负相关（r=-0.917，P<0.01），与职业倦怠呈显著正相关（r=0.783，P<0.01）。性别、职务、学历及婚姻状况是FoMO的关键因素（均P<0.01）。结论 苏州市6所三级甲等医院265名ICU护士错失恐惧呈现多分布特征，错失恐惧易加剧职业倦怠、削弱工作沉浸。建议构建“组织-团队-个人”三级干预体系，重点针对男性、低年资及低学历护士实施数字健康管理策略，通过信息减压舱制度、正念交接班实践等提升职业心理韧性。

目的 了解情绪衰竭与组织支持在护士工作不安全感和生活满意度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为管理者采取措施促进护士生活满意度提升提供依据。方法 2025年6—7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安徽省17所医院1 859名在职护士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工作不安全感量表、情绪衰竭量表、组织支持感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进行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数量型工作不安全感条目均分为（2.37±1.02）分，质量型工作不安全感条目均分为（2.73±0.83）分，工作不安全感总条目均分为（2.58±0.69）分，情绪衰竭条目均分为（2.93±1.59）分，组织支持条目均分为（4.36±1.77）分，生活满意度条目均分为（3.23±0.82）分。职称是护士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F=5.485，P<0.01）。护士工作不安全感与情绪衰竭呈显著正相关（r=0.495，P<0.01），与组织支持、生活满意度均呈显著负相关（r=-0.611、-0.501，均P<0.01）。情绪衰竭与组织支持、生活满意度均呈显著负相关（r=-0.438、-0.367，均P<0.01）。组织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r=0.546，P<0.01）。情绪衰竭在工作不安全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45（95%CI：-0.071~-0.021），占总效应的8.98%；组织支持在工作不安全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189（95%CI：-0.224~-0.155），占总效应的37.72%；情绪衰竭和组织支持在工作不安全感和生活满意度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32（95%CI：-0.042~-0.023），占总效应的6.39%。结论 工作不安全感可以分别通过情绪衰竭与组织支持的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护士的生活满意度。医院管理者需从不安全感源头出发，减少情绪衰竭，切断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同时加强组织支持和政策维护，以提高护理人群的生活满意度。

目的 调查贵阳市某地铁线路工作人员心理健康现状并分析其与人格的关系，为了解地铁工作人员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25年5—6月，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对贵阳市某地铁线路117名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117名地铁工作人员SCL-90得分与全国常模比较，躯体化[（1.046±0.117）分]、强迫症状[（1.303±0.352）分]、人际关系敏感[（1.125±0.290）分]、抑郁[（1.079±0.258）分]、焦虑[（1.100±0.245）分]、敌对[（1.066±0.280）分]、恐怖[（1.042±0.171）分]、偏执[（1.097±0.329）分]、精神病性[（1.089±0.192）分]得分均低于全国常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人口学特征的SCL-90评分比较，男性[（100.473±20.491）分]、年龄20~<30岁[（101.126±22.070）分]、未婚[（101.596±22.669）分]、月收入5 000~<10 000元[（101.223±22.156）分]得分相对偏高。地铁工作人员EPQ得分与常模进行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不同年龄地铁工作人员的神经质（N）分量表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11，P<0.05）。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精神病性、其他、SCL-90总分与EPQ中的E分量表呈显著负相关（r=-0.196、-0.233、-0.194、-0.185、-0.187、-0.261、-0.342、-0.215，均P<0.05）；SCL-90总分及各因子分与EPQ中的神经质（N）和掩饰性（L）分量表呈显著正相关（P<0.01）；SCL-90中“其他”因子与EPQ中的精神质（P）分量表呈正相关（r=0.222，P<0.05）。EPQ中N、L分量表对SCL-90总分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β=0.552、0.160，均P<0.05）。结论 贵阳市该地铁线路工作人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较好，但部分心理症状得分较高。同时，心理健康与人格特征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应在心理健康促进工作中重视人格因素的影响，采取针对性心理干预与管理措施，以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

目的 分析2023—2024年大连市百日咳流行特点并评估其密切接触者感染状况，为制定防控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2023—2024年大连市百日咳报告病例的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资料及其家庭密切接触者的实验室检测数据进行描述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2023—2024年大连市百日咳发病率分别为2.95/10万（218例），0.46/10万（35例）；流行高峰为7—10月；0~<5、5~<10、10~<15和≥15岁组年均报告发病率分别为30.76/10万、13.42/10万、2.64/10万和0.08/10万；0~<1岁组年均发病率为180.60/10万（122例），其中0~<3、3~<6和6~<12月龄病例占比分别为51.64%、40.16%和8.20%；5~<10岁组完成4剂次含百日咳成分疫苗接种者占比91.95%，0~<3、3~<6和6~<12月龄无免疫史者分别占比96.83%、63.35%和80.00%；病例的百日咳鲍特菌培养、核酸检测、血清PT-IgG抗体检测阳性率分别为10.77%，86.15%，65.38%；家庭密切接触者的百日咳鲍特菌培养、核酸检测阳性率分别为1.14%和31.46%；兄弟姐妹、父母、（外）祖父母和保姆或其他看护亲属核酸检测阳性率分别为50.00%、30.00%、36.36%和25.00%；7株百日咳鲍特菌分离株多位点序列分型均为ST-2型。结论 2023—2024年大连市百日咳发病水平呈下降趋势，提示高流行期后人群免疫水平上升可导致发病率下降，可开展免疫水平变化对发病率影响的研究。建议加快国产破伤风白喉无细胞百日咳联合疫苗的研发应用，同时加强家庭和学校聚集性疫情防控。

目的 了解军队医护人员共情疲劳、领悟社会支持与工作投入的现状，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在共情疲劳与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提升军队医院卫勤管理的能力、编写应急预案等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22年4—6月某联勤保障中心4所综合医院383名一线医护人员为调查对象，使用共情疲劳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马氏工作倦怠量表进行测评，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383名一线医护人员共情疲劳得分为（78.48±8.17）分，领悟社会支持得分为（64.72±11.39）分，工作倦怠-工作投入得分为（56.07±17.09）分。工作年限较长的军队医护人员在突发公卫事件中共情疲劳得分较低；不同年龄、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子女、文化程度及生育子女数量的军队医护人员领悟社会支持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工作年限、有无参加突发公卫生事件处置经历、共情疲劳、领悟社会支持均是军队医护人员工作投入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共情疲劳可通过领悟社会支持（β=0.281，95%CI：0.010~0.052）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工作投入，中介效应值为0.112，约占总效应值（0.588）的19.05%。结论 某联勤保障中心医务人员共情疲劳、领悟社会支持和工作投入水平得分较高，共情疲劳能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这一中介机制间接影响军队医护人员的工作投入，构建健全系统的领悟社会支持体系，有助于军队医护人员降低共情疲劳，提高工作质效。

目的 了解盐城市区6所养老机构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抑郁症状现状及其相关性，分析电子健康素养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为缓解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症状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25年5—8月，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盐城市区6所养老机构的176名老年人为调查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电子健康素养量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进行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176名养老机构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得分为（17.12±6.07）分，条目均分为（2.14±0.76）分；抑郁症状得分为（7.38±2.63）分，条目均分为（0.82±0.29）分。不同患慢性病种数、自评健康状况、每月子女探望频次、睡眠质量的养老机构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不同患慢性病种数、自评健康状况、经济来源方式、每月子女探望频次、睡眠质量的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症状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养老机构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及其3个分维度应用能力、评判能力、决策能力均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r=-0.603、-0.557、-0.530、-0.417，均P<0.01）。患慢性病种数、每月子女探望频次、睡眠质量及电子健康素养均是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176名养老机构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电子健康素养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且电子健康素养是其重要保护因素，可通过打造支持性环境、构建系统化培训体系来提高养老机构老年人的电子健康素养，进而降低抑郁症状。

目的 研究淮安市高温热浪事件对居民死亡的健康影响，评估归因于高温热浪事件的超额死亡风险。方法 收集2017年1月—2024年12月淮安市每日死亡人数及同期气象、大气污染物数据，采用时间分层病例交叉研究分析高温热浪事件对居民死亡的健康影响，并采用健康风险评估模型评估归因于高温热浪事件的超额死亡人数。结果 2017—2024年淮安市共发生高温热浪事件31次，共计339天。广义相加模型（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s，GAM）研究发现，相比非高温热浪期，2017—2024年高温热浪事件导致非意外死亡、循环系统死亡、呼吸系统死亡增加值分别为5.198%、8.757%和13.333%，归因于高温热浪事件非意外死亡、呼吸系统死亡和循环系统死亡人数合计分别为1 402、929和423例。分层分析显示，高温热浪事件对女性和≥75岁老年人死亡具有更高的发生风险。结论 淮安市高温热浪事件显著增加居民的死亡风险，并且对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作用更加明显，女性和≥75岁老年人是高温热浪事件的脆弱人群。

目的 了解未来工作自我、生涯适应力、学习投入、职业探索和职业使命感间的关系，考察在未来工作自我对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影响中，学习投入和职业探索的链式中介作用，以及职业使命感在链式中介中的调节作用。方法 2023年4—7月采用随机抽样法，对陕西省6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问卷包含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量表、生涯适应力量表、职业探索量表、学习投入量表和职业使命感量表，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陕西省1 008名大学生未来工作自我总分为（18.71±4.51）分，职业探索总分为（42.52±8.31）分，学习投入总分为（73.40±16.02）分，职业使命感总分为（40.57±6.73）分，生涯适应力总分为（90.47±11.83）分。大学生未来工作自我、职业探索、学习投入、职业使命感与生涯适应力之间两两相关（r=0.501、0.596、0.602、0.579，均P<0.01）；职业探索和学习投入在未来工作自我对大学生生涯适应力影响中的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均显著（β=0.146、0.124、0.043，均P<0.01）；职业使命感正向调节职业探索对学习投入的影响（β=0.083，P<0.01）。结论 未来工作自我显著正向预测生涯适应力；未来工作自我可分别通过职业探索与学习投入间接影响生涯适应力；未来工作自我可通过“职业探索-学习投入”的链式中介影响生涯适应力；在链式中介中职业使命感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政府、学校和家庭可从“未来工作自我-职业探索-生涯适应力”角度采取积极措施，以更好地提高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

目的 调查2025年北京市通州区某中学札如病毒暴发疫情，分析疫情暴发的原因和风险因素，为学校急性胃肠炎疫情的防控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根据2025年5月9—13日某中学胃肠炎疫情特点，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卫生学调查和病原学检测等工作。运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分析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分析疫情暴发的危险因素。结果 共发现病例28例，分布于5个班级，高二12~16班的罹患率分别为1.96%、16.36%、11.43%、10.00%和25.71%（χ²=11.928，P<0.05）。临床表现以呕吐（82.1%）、恶心（82.1%）和腹痛（78.6%）为主。男女发病人数分别为24和4人，罹患率分别为17.14%和2.74%（χ²=16.787，P<0.05）。病例对照研究表明11日多次去高二教学楼4层男厕所是发病的危险因素（OR=17.143，95%CI：1.780~164.883）。共采集病例肛拭子标本9件、密切接触者肛拭子标本3件、环境涂抹标本7件，结果显示，4件病例标本检出札如病毒核酸阳性，1件女厕厕坑涂抹标本检出星状病毒核酸阳性，其余标本均为阴性。结论 本起疫情是1起由札如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胃肠炎暴发疫情，怀疑首发病例带病上课为传染源，厕所呕吐物未及时处理为本次疫情暴发的主要原因。预防保健部门需加强对学校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规范呕吐物的消毒处理。

目的 分析重度视力不良与腰背痛的共患影响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为重度视力不良与腰背痛的防控措施提供思路。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式于2023年9—11月抽取青岛市城区中小学生1 701名，开展重度视力不良与腰背痛的共患筛查和影响因素问卷调查。基于机器学习算法Boruta联合XGBoost对共患影响因素分析及预测模型开发，以交互式Nomogram实现可视化。采用R 4.3.3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青岛市城区中小学生重度视力不良与腰背痛共患率为15.34%（261名）。筛选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年级、吃水果种类、达60 min以上中高强度运动天数、周末60 min以上中高强度运动、课间活动场所、读写时1拳、读写时1尺、读写时1寸、躺着看书或电子屏、眼睛与电视屏幕超过3 m、每天睡眠时间及每天室内静坐时间等12项（均P<0.05）。预测模型的训练集、测试集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分别为0.782（95%CI：0.750~0.813）、0.770（95%CI：0.710~0.829），DeLong检验P>0.05。训练集、测试集取得临床收益的阈值概率分别为0.54、0.61。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基于机器学习的中小学生重度视力不良与腰背痛共患风险预测模型，并通过可视化手段直观呈现预测结果，可为制定重度视力不良与腰背痛防控政策提供依据。

目的 了解我国老年人健康信息研究领域研究热点和趋势，为提升老年人健康信息服务效率、助力健康老龄化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支撑与数据参考。方法 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检索中国知网（CNKI）2014年1月—2024年4月收录的594篇老年健康信息研究文献，运用CiteSpace软件绘制机构、作者和关键词共现聚类图，使用时间演化分析法剖析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结果 2014—2023年发文量从17篇增至113篇，10年间总量增长超6倍。国内的主要研究机构有湘潭大学（n=16）、武汉大学（n=14）、北京大学（n=13）等，发文量较多的作者有刘一鸣（n=6）、侯小妮（n=5）等。本领域形成9个聚类标签，去除与主题相关关键词后，出现频次最多的关键词有影响因素（n=66）、健康传播（n=42）、健康素养（n=40）、健康管理（n=35）等，主题演进展现出了初始、发展、转型3个阶段。结论 我国老年健康信息研究热点主要在老年人健康需求与行为、健康素养与教育、健康传播、健康管理、代际支持、健康养老、数字鸿沟7个方面，未来趋势将关注特定人群与健康信息的融合、数字反哺与代际互动研究、技术焦虑与老年心理的探索、数字鸿沟的弥合策略和影响因素的多维度分析5个方面。

目前在我国职业卫生标准体系中，GBZ 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规定了工作场所各类物理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T 189《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系列规定了工作场所各类物理因素的测量方法。现有的工作场所物理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和测量方法大多数实施至今已近20年，且部分危害因素的限值和测量方法主要沿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标准。本文按不同物理因素分类综述在实际测量和评价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本文综述了公交司机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WMSDs）的患病现状、影响因素及防治措施。公交司机因长期处于受限姿势和不良姿势、全身及手臂振动暴露和高心理压力，是WMSDs的高危人群。国内外研究显示，不同国家或地区WMSDs患病率存在显著异质性，其中腰部和颈部是一致的高发部位。影响公交司机WMSDs的因素复杂，涵盖个体因素、职业因素、环境因素及社会心理因素四大类。可通过特定预防措施来减少公交司机的危险因素暴露，进而控制WMSDs的发生，主要措施包括健康知识宣教、工效学及心理健康相关的职业培训、驾驶环境优化及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目前研究仍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多因素交互作用分析欠缺等问题。未来需开展大样本量纵向队列研究，深化发病机制探索及多因素交互作用分析，开发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为提升公交司机职业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